2018年02月09日14:32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周偉思，1952年生。曾當過知青、工人。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1984年，採訪時任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撰寫報告文學《而立之年》。2014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3月24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採訪組：周偉思同志，您好！1984年，您在《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期間，採訪習近平同志並撰寫了一篇反映他主政正定期間真抓實干、銳意改革、積極進取的報告文學——《而立之年》。請您講講採訪的起因，以及到正定后與他初次見面的情況。
周偉思：1982年，我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河北團省委，繼而到《河北青年》雜志社工作。領導看了我在上學期間發表過的一些作品，讓我跨過實習階段直接做主力記者，把很多重大採訪任務交給我。時間不長，還讓我當了一編室主任。這個編輯室主要負責正面典型、先進事跡及重大活動的採編。
1984年春節期間，老鄉同學中有兩人跟我提到習近平。他們說正定縣有個年輕的縣委書記，從北京來的，很能干，很有闖勁，並建議我去採訪他。
第三個跟我提到習近平的，是我在趙縣插隊時的知青辦主任李遵英，他當時在石家庄地委宣傳部工作。他說：“我給你推薦一個人，正定縣的書記習近平，你應該去寫寫他。他是自己要求下基層的，他來了以后，正定有很多新變化、新氣象。”
到雜志社工作以來，不斷有人給我推薦採訪線索。但幾個人不約而同地推薦同一個採訪對象，這還是我從未遇到過的。
我不由得對此人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當時，與南方沿海地區相比，河北的改革氛圍可以說較為沉悶。各級干部的思想觀念、工作作風與河北所處的“直隸”地理位置並不匹配，人們思想解放的意識明顯不足。在這樣的大背景中，習近平這位縣委書記能夠帶領正定縣領導班子大刀闊斧搞改革，顯然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於是，我就請李遵英幫我聯系一下正定方面。
3月中旬，李遵英打電話說：“偉思，已經聯系好習近平了。他確實很忙，但還是同意你採訪。找個合適的時間我陪你過去。”
3月下旬的一個上午，我們倆到了正定縣委辦公室。兩位同志和我聊了一會兒，習近平就過來了，我們握手問好之后，他說：“我正在開會，你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下午兩點我過去，咱們再聊。”
下午兩點，習近平准時到我房間來，他開門見山地說：“我來正定兩年，沒做多少事情。你既然來了，咱們還是交流一下。你覺得有意義就繼續，如果價值不大，就當聊聊天吧。”
習近平這番話，給我的感覺是這個人很隨和，說話也實在，這樣採訪起來就比較輕鬆。
交談中，我們作為同齡人，很快就找到了許多共同點。
我比習近平大6個月，都剛過而立之年，同一年上的初中，都是“老初一”﹔都有知青經歷﹔他插隊7年，我下鄉干農活5年，時間也不短﹔他是最后一個離開梁家河的，我在湖北那個村子，也是知青中最后一個走的。
后來，我們甚至還發現有共同的朋友。
就這樣，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許多，自然而然地，我們倆已經不像是採訪與被採訪的關系，而是像朋友一樣在隨意漫談了。
我雖然預先擬了採訪提綱，但寫什麼、怎麼寫，事先並沒有一個明確想法。其實，我首先是想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這位主動申請從京城下基層的年輕人，跟大家傳說中的是一回事麼？
那天下午，我們說起各自插隊時經歷過的一些事情。我們下鄉分別在北方和南方的農村，雖然地理環境不同，但對農業、農村、農民的理解和感受是基本一致的。
我原來覺得自己的下鄉生活夠苦的了，沒想到他在陝北梁家河的日子比我還要艱苦得多。
採訪組：你們聊的時候，習近平同志有沒有談到他當時為什麼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地方來工作？他主動做出這個轉變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周偉思：這是我問習近平的第一個問題。我說，你從清華畢業，穿上軍裝，到軍委辦公廳工作，一下就站到了很高的起點上，應該說前途無量，這些簡直是我們想都不敢想的。可你為什麼放棄這麼好的條件，主動申請到一個小縣城做基層工作呢？你的初衷是什麼？
按照那個時代的語言特點，人們可能會回答“為了深入基層鍛煉”“更直接地為人民服務”等等。但他並沒有說那些絕對正確、隨口就來的套話。
習近平對我說，他回到北京后，在清華上學期間也好，到軍辦工作后也好，節假日偶爾會參加一些同學、朋友的聚會。這些聚會，也多是知青“插友”的重逢，當年大家是一起下去的。他那些發小和同學基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結束，這些人的父母平反或升遷后，他們也陸續從各地回到北京，生活條件一下躍升回來。這樣，許多人對自己在運動中、在插隊時所遭受的“苦難”，或多或少都產生了一種“補償心理”。不少人這樣想：我本不該受那麼多罪，現在好不容易有了彌補的機會，應該好好犒勞一下自己，就會有意無意地注重物質享受，安於現狀。
對於這類現象，習近平開始倒沒覺得什麼，也還能理解這樣的心理變化。但時間稍長，這種氛圍讓他心裡越來越不是滋味，他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我們這代人就應該用這樣的方式補回失去的青春嗎？
7年的插隊生活，使他忘不了農民的艱辛和農村的一切。即使他回到北京，從此生活優越，工作穩定，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內心深處始終牽挂著遠方貧困的溝壑與山嶺。
習近平覺得，如果我們一直在北京生活，沒有多年的農村生活，每天心安理得、按部就班還算說得過去。既然親身經歷讓我們深知老百姓有多苦，國家還那麼貧困，我們如果還這樣麻木不仁，那就實在說不過去了。
此外，他還講了一個內心深層的動因，就是基於他對“文革”的一再反思。
他想，“文革”中，在那種人與人輪番爭斗，忽視生產、經濟停滯的混亂時期，我們目睹了殘酷的“路線斗爭”“階級斗爭”，深切感受了這場浩劫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我們要盡力避免這樣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怎麼才能避免呢？如果我們這些親歷了這段歷史，深知它有多麼可怕的人，回避現實，不思進取，不去努力改變它，又由誰來擔此重任呢？如果任由那些糊裡糊涂的，甚至極“左”的人去掌權當政，中國的前途將是怎樣？會不會重蹈覆轍？在百廢待興、改革初起的當下，我們這些有了覺悟的人，就必須站出來身體力行，投身於改革開放的第一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改變多少就改變多少。如果大多數人都這麼想、這麼做，這個國家的未來就大有希望了。
他欲奔赴“前線”的想法愈發清晰堅定，並渴望自己的同學朋友能和他志同道合，但他沒法說服每一個人，隻能同那些與他有相似感悟的朋友去交換意見。
在大機關上班，他平時工作勤奮，接觸信息也廣，加上自己用心，很多全局性的東西他都格外關注。但他仍然覺得，接觸底層社會太淺，和老百姓離得太遠，總覺得很“不接地氣”，老有種使不上勁的感覺。同時，他也認識到，如果真正要做一些實事，像現在這樣只是看文件、寫文字，做例行公務，很難和人民群眾直接溝通，也難以對具體事情產生作用。
漸漸地，他下基層工作的願望變得愈發強烈，還向父母和一些長輩談及自己的想法，征求他們的意見，表示自己“還是想到基層去鍛煉，能為老百姓做一些具體的事情”。
最終，他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以上這些，大致上就是習近平跟我談的他為什麼離開北京到基層來工作的初衷。今天，我們可以評價當年的習近平“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或者說他“把理想付諸實踐”，等等，這實際上都是基於他的今天而言的。在當時，我認為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身體力行地做實事、影響人，能改變一點是一點，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那天，我們談了很久，從兩點鐘一直談到吃晚飯的時候。這一下午的交流，讓我初步認識了習近平這個人，他有當時年輕人新潮的東西，卻比我這類同齡人成熟不少，沉穩得多。他說話實在，信息量不少。
我們一起吃完晚飯，習近平掏出兩張電影票，請我一起去看電影。去電影院的路上，我們邊走邊聊，那天的電影是《游俠傳奇》，美國的一個西部片。我記得看完電影，大約是9點半的樣子，習近平送我回招待所，我們又坐下聊了一會兒。關於這次採訪，我也向他談了自己的想法：不是主題非常集中的訪談，也不是那種通常的新聞報道。我們先以漫談的方式展開交流，回頭再看以什麼樣的體裁和內容更合適。習近平點點頭說，這樣好，這樣好。然后他向我告辭，又回辦公室加班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想，習近平這個人很平和，也頗具特色，有種吸引我的人格魅力。
採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初次相識后，是否也開始調研，比如收集材料、與縣裡其他領導干部交談、下鄉調研等等？
周偉思：是的，有這麼一個過程。外圍採訪，收集材料是必需的。
給我幫助最多的是縣委辦公室的張銀耀同志。我請他把習近平這兩年的批示、講話等幫我找來看看，還有，縣委書記在正定做過的具體事情，在哪個鄉、哪個企業講過什麼，解決過什麼問題，什麼地方有較大的變化，等等，也請他幫我盡量多地介紹。我下鄉村地頭採訪，張銀耀有時候也陪我去。
習近平剛來正定時任縣委副書記，當時的縣委書記叫馮國強，這位老同志我也拜訪了。還有一位姓宋的老書記、紀檢書記張五普，以及縣經委主任、政研室的同志等，我都與他們進行了交談。這期間，我還跟習近平一起騎自行車下鄉調研過。
當年，記者的裝備相當落后，我也不習慣使用錄音機、照相機之類的東西。無論採訪誰，都是拿一個本子，用筆速記。在正定縣採訪期間，我記了滿滿兩本筆記。可惜的是，因為我后來工作流動性大，這兩本筆記本都找不到了。
后來的日子，我和習近平斷斷續續的訪談交流大多是利用晚上的時間。一般都在九十點鐘以后，我到他辦公室去找他。他的辦公室面積15平方米左右，四白落地，陳舊的辦公桌椅。辦公室裡面還有一個小套間就是他的宿舍，大約10平方米吧，裡面放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擺著水杯、瓷碗、熱水瓶等。看得出來，他個人生活極其簡單，完全沒有什麼講究。
採訪期間，我短不了離開正定回石家庄，有時開會，有時編稿，忙上幾天。這期間，習近平到市裡來辦事，我還到招待所跟他見上一面，一起吃個便餐，聊聊天。
整個採訪過程持續了兩個多月。在我的記者生涯中，周期拉這麼長的採訪，還真是絕無僅有。
採訪組：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您寫的那篇報告文學《而立之年》的主要內容吧。
周偉思：這篇文章以上世紀80年代中期為主要歷史背景，用全方位的視角描述了一位年輕縣委書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以及他成長的心路歷程。
文中以我耳聞目睹的真實事例，介紹了習近平自覺提高前瞻性戰略思維，腳踏實地、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及勇於改革創新的開拓精神。
寫作中，我力圖用平行的視線，再現這位酷愛學習、寬厚包容、勤於思考、敏於行動的同齡人，試圖能讓讀者從中得到有益的借鑒與啟發。
《而立之年》是這樣結尾的：“是啊，隻有當一個人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戰時，我們才能充分地衡量和評價他。而他，隨時准備接受最大限度的挑戰。一切，剛剛開始。”
採訪組：採訪當中，習近平同志有沒有向您談起他抓正定工作的整體思路？
周偉思：習近平說，正定靠近省會城市，有這麼好的地理位置，如果隻知道在地裡種糧食，就把我們的生產力束縛住了。他剛到這裡時，工副業佔GDP的比例才隻有30%，農業仍佔到70%。這種情況怎麼得了？經濟發展的速度離中央提出的“翻兩番”、進入小康社會的目標相距太遙遠了！他和同志們商量，必須要將正定發展的思路進行戰略大調整，必須要下決心把上面這個比例顛倒過來，讓工副業、旅游業等佔到總產值的70%，讓農業佔到30%。唯有這樣，正定的經濟發展才能騰飛。
他還說，正定現有的土地和人口規模，有10萬勞動力種地已經足夠，其他的勞動力，應該更多地投到工業、副業、服務業上面去。正定原來是北方第一個糧食畝產“跨長江”的高產縣，但這卻成了一個包袱。說起來很光榮，但農民的收入卻不高，甚至吃不飽飯，這怎麼能行呢？在那種高征購的束縛下，整個縣經濟發展的步伐很慢，在高征購減下來以后，縣委、縣政府該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經濟上的開放搞活，隻有抓住這一點不放手，正定的經濟發展才能騰飛。
習近平深深知道，要實現這種理念上的巨大轉變，他一個人再怎麼強調也是作用不大的，他要將此作為振興正定的戰略思想開展工作，首先提高整個領導班子的認識，並在全縣各級干部和群眾中開展一場大討論。既要讓人們弄清楚這些道理，展示出未來發展的美好前景，又要有一步步切實可行的階段目標。
他每天馬不停蹄，經常到鄉村去調研、現場辦公。他發現鄉鎮干部每天最繁重的工作就是出席會議、看各種文件、接待上級部門的各種視察檢查。而且，下來的領導不管事情大小，都是要找鄉鎮的“一把手”，這種情況下，基層干部還有多少時間做正事、務實事呢？
這類問題實在太影響效率了。他迅速反應，跟各部門約法三章：除了縣委、縣政府、公安局外，其他部門一律不許發定期簡報﹔各行政單位每周必須保証2到3天的“無會日”﹔必要的工作考核和檢查，必須輕裝簡從、對口接待。
“無會日”執行起來很難。雖然要求很明確，大多數部門開始執行，但還是有實在憋不住的悄悄突破。少數部門仍舊按期發簡報。習近平警告他們說：你們要再這麼搞，處分相關負責人，沒收打字機，就是要讓你們難受難受，養成新的習慣！
習近平通過各種方式，終於把基層干部從繁瑣的文山會海中“解放”出來，讓他們有時間實打實地去抓生產、抓經濟、抓群眾生活改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剛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