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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振锋
5个阶段庭审全部完整呈现原貌,20余小时直播总时长创造纪录,27条长微博全程庭审播报,高峰期最高4万人同时在线,直播期间累计100余万人观看视频,案件话题页累计阅读达3600余万次。在1月7日至8日连续两天的“快播案”审理中,以开放的心态、娴熟的操作和有序的庭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创造了司法公开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尤其是,面对成千上万网友的激烈讨论,法院不为赞美所惑,不为质疑所动,循法而行,稳健自信,值得称赞。
司法是社会正义一道至关重要的防线,其灵魂是公正,其核心是中立,而公开则是其内蕴的品格。籍此公开公正,方有司法公信。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观念、机制、认知水平或不当干预等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现实却是司法公开不畅、司法公信不彰,甚至面临着普遍性的信任危机。
不信任源于不了解。美国司法协会原副会长弗朗西丝·泽曼斯曾指出:“法院和公众觉得彼此都是异数,并且彼此缺乏了解。”从英美法系各国的抽样调查来看,民众对于司法体系的认知确实十分有限。澳大利亚199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公众无法确定该国最高司法机构的名称。美国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6%的受访者对司法系统有良好的认知。
了解才能带来信任。国内外大量学术界的实证研究显示,“公众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了解越多,则对司法制度的信赖越强。相反,公众不关心、不了解司法制度,则越是不信任司法制度”。
“正义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因此,司法公开从来都是提高司法公信、促进司法正义、提高司法权威的重要途径。即便在司法神秘主义弥漫、司法活动相对落后的古代,公开也是司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衙门八字朝南开”,本身就有堂堂正正、让公众一览无余的意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司法公开的发展基于自身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随着对司法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日益普遍化、常规化和规范化。无论是宪法、诉讼法还是人民法院组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一系列司法文件,司法公开都是重要原则和浓墨异彩的重要篇章。199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直接涉及司法公开的文件就有数十项,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利用电视、网络和新媒体进行司法公开逐渐成为常态。
从1998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电视台合作,首次电视现场直播一起著作权侵权案开始,人民法院司法公开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庭审公开的新途径与新工具。2003年5月14日,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变更抚养关系案件进行了网络直播,从而打开了司法公开的另一扇大门。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工作报告中披露的数据是,2014年“各级法院通过视频直播庭审8万次”。可谓是飞跃式发展!
微博新媒体作为新兴社交平台,为新时代的司法公开插上了翅膀。2011年3月,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微博现场直播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的庭审过程,首开端绪。2013年8月,“济南中院”通过150多条微博、近16万字的图文直播了“薄熙来案”的审理,数亿人得以“旁听”庭审,这是近年来法院通过司法公开新媒体应用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经典案例。据统计,新浪微博从2015年3月26日正式推出庭审视频直播到12月31日,已发布1333场。
微博视频直播庭审得到了首席大法官的认可,在2013年11月27日的全国法院司法公开工作推进会上,周强院长曾提到,根据他的调研,“凡是微博直播的案子,没有上访,息诉率为100%。法官面对网络直播,会全身心地投入,把案件办好,大大提高了办案质量”。
如果说网络直播虽然实现了“可视正义”但还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话,微博视频直播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限制,实现了在手机屏幕上随时随地观庭审的“即视正义”。北京法院系统是我国司法公开新媒体应用的引领者,2015年已推出微博庭审直播117场。而一向在司法公开上开风气之先的北京海淀法院,更是走在前列。从2016年1月5日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快播案”庭审预告,宣布将进行视频、图文、微博播报并上传视频直播的网页链接,到最终顺利完成开庭审理,整个过程依法、坚定、开放、自信!
司法公开没有尽头。但在“快播案”中,通过一帧不剪的直播、完全透明的司法、身临其境的庭审、触手可及的正义,海淀法院开创司法公开的新境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在司法公开问题上对西方的弯道超车。我们应该为他们大大点个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